吹笛手作为一强大隐喻——《意外的春天》

吹笛手作为一强大隐喻——《意外的春天》

  改编自班克斯(Russell Banks)的同名小说,艾腾伊格言所执导的《意外的春天》 (The Sweet Hereafter)除了保留小说的多重叙事轴线,以不同的立场观点描述同一件事,另外更令人为之惊豔的,则是加入童话寓言——汉姆林吹笛手的故事。

  故事始于一场交通意外,司机桃乐丝(Delores Driscoll)引领小镇儿童,开着那台满载纯真笑容的校车,翻山越岭后却自高速公路翻覆,最终任由皑皑白雪与冷冽湖水吞噬的意外(如同吹笛手引领着儿童往山中迈进)。

  律师史蒂芬斯(Mitchell Stephens)千里迢迢自纽约赶来,企图说服痛失子女的家长们,对有关单位或企业提起诉讼来获得赔偿金。纯朴的小镇居民正经历一场锥心刺骨的悲痛,而史蒂芬斯则试图唤醒藏匿在他们心中深处的愤怒(抑或是史蒂芬斯自己的愤怒),联合对抗层层包庇的科层组织或黑心企业。

  表面上镇民的确是意外下的惨烈受害者,不过如果继续深入追究,才惊觉这桩意外拉扯出的不仅仅是居民的丑陋疮疤,还有人性中永无止尽的慾望贪念。如同律师史蒂芬斯在说服镇民的过程中,竟发现没有一人可以提供有利的访谈证词,原因无他,在这貌似纯朴的小镇底下,尽是如酗酒、偷情、家暴、偷窃、乱伦诸如此类的猥琐,令人咋舌。

  而吹笛手引领儿童进入山洞,或者该说在童话中作为一种惩罚,不仅是剥夺了小镇居民的骨肉,更除去了整座小镇的纯真。这样警醒式的童话故事,嵌进多重观点的电影文本,产生一组有趣的对照互涉,而且还在意外的前一天由后来唯一的生还者妮可(Nicole Burnell)朗读——令人分不清究竟是寓言,还是预言?

吹笛手作为一强大隐喻——《意外的春天》

  寓言/预言之后,电影开始指向贪婪人性与无穷尽的慾望,如同童话故事中吹笛手与镇民的金钱协议,律师史蒂芬斯也与居民订定赔偿金合约,盘算事后也可分一杯羹。而选择参与冗长诉讼的受害者们,在欲求赔偿背后,必将耽溺于持续的悲凄中,宛若尖锐无情的刀刃,无歇止地割裂着同一道伤口,也加深了小镇对立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也都是引领小镇分崩离析的吹笛手(除了唯一亲眼目睹意外发生但却拒绝加入诉讼行列的比利)。

  妮可的爸爸山姆(Sam)更是具象鲜明的吹笛人,在意外发生前,始终吹着一首畸形扭曲的摇滚梦(将妮可打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摇滚明星),并以此在无数个寂静暗夜引领亲生女儿,朝森林里、被遗弃了的穀仓前进。而某次妮可止步于穀仓外,镜头带到她因迷惘而露出的短暂犹疑时,同步与她亲口叙述童话的画外音(儿童受到笛声诱惑,手舞足蹈朝山中前进),嫁接成了反差极大的讽刺画面,似乎是预言着荒谬的寓言将持续不断轮迴。当穀仓内的烛光亮起,光亮透析着温煦,妮可慢慢挪动娇弱的身躯,自然地与山姆接吻剎那,也揭示了一段绚丽的乱伦泡沫,无限增殖。

  汉姆林的吹笛手童话作为一强大隐喻,渗透在电影文本的幽微暗处,不管是选择参与诉讼的镇民、律师史蒂芬斯、妮可的爸爸,吹笛手都以幽灵般的形式,藏匿在他们的一念与抉择。而整个吹笛手的童话隐喻,更是把矛头指向——交通意外后,人性的贪念、慾望终将会瓦解小镇原来建立起的某种连结,镇民也将陷落在无止尽的哀伤,舔舐记忆深处的伤口。

吹笛手作为一强大隐喻——《意外的春天》

  吹笛手的童话是隐喻,伊格言将隐喻任意变形,脱离了原本以大人观点的故事结构,反转了童话原本的意涵,赋予它一种新意义。除了吹笛手的多样性隐喻外,与原本童话故事最大的不同,即是落单的那个跛脚小孩,在童话里是侥倖存活但日后却会孤单的;但在新的诠释下,跛脚小孩(生还但半身不遂的妮可)成为了让小镇避免分崩离析的关键。

  当妮可透过假证词摧毁镇民与律师觊觎赔偿金的计画时,其实也使小镇脱离了彼此对立的命运。妮可作为电影里最关键的角色,不只左右着小镇的未来命运,她代表的更是某种良知意识的觉醒。影片多处是由她类似呓语的口吻,朗读童话故事段落以引导叙事前进,或是藉此联繫电影与童话故事,当两种文本(电影/童话)的界线逐渐模糊不清,也意味着妮可(或是作为观看的我们),开始意识到整起意外诉讼宛如寓言,直至影片最后,妮可内心的良知被唤醒,才改写了童话故事,也为小镇迎来新的春天。(如此具有后设性质的故事,如同俄罗斯娃娃的繁複精工,外层形体之下是更多类似的小娃娃,层层堆叠但又不失同一性。)

  我想起那种只要是会下雪的都市都会卖的纪念品,一颗玻璃球裏藏着一座都市或是小镇,只要轻轻摇动,隔着玻璃像薄雾般的雪花漫漫飞舞,瞬间就掩盖了小镇的本来样貌,如梦似幻,无法看清。

电影资讯

《意外的春天》 (The Sweet Hereafter)-Atom Egoyan,1997